我在80年代当后妈 链接：

　　推开斑驳的木门，一股混合着蜂窝煤与茉莉花膏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搪瓷杯上褪色的喜字，墙上挂历印着的“1983”，还有那台正嗡嗡作响的蝴蝶牌缝纫机——这一切都在提醒我，这不是梦。我成了筒子楼里人人议论的“那个后妈”，丈夫是机械厂的车间主任，两个孩子，大的十岁，小的七岁，眼神里满是警惕与抵触。

　　清晨五点半，公共水房就响起嘈杂声。我拎着铝制饭盒排队打热水，听见背后压低的议论：“听说她以前是下乡知青……”“可怜那两个娃，亲妈去年才没的……”我攥紧粗糙的的确良衬衫袖口，水龙头锈迹斑斑的反光里，映出一张陌生的、属于二十四岁年轻女人的脸。

　　早饭是玉米糊糊配咸菜疙瘩。七岁的女孩把碗推得老远，十二岁的男孩闷头吃饭，却用余光瞥着我的每个动作。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两本作业本——昨晚在昏暗的灯泡下，用我当了二十年现代人的知识，把数学应用题里的“电视机”改成了“半导体收音机”，把“商场”改成了“供销社”。男孩翻动作业本的手指微微一顿。

　　周末，我攥着这个月全部的粮票和布票，带他们去了趟县城百货大楼。玻璃柜台里，的确良花布要布票，暖水瓶要工业券。我用攒了三个月的票据，给女孩换了扎头发的红绸绳，给男孩买了支英雄牌钢笔。回家路上下起雨，我一手撑着油布伞，一手护着装油条的牛皮纸袋，雨水顺着发梢滴进脖子里。身后传来极轻的一句话，像雨滴落在青石板上：“……小心路滑。”

　　晚上，隔壁传来王婶尖利的声音：“当后妈的哪个不是做样子!”我沉默地纳着鞋底，针尖在煤油灯下泛着银光。床底木箱里藏着我悄悄写的日记，第一页写着：“我要用往后四十年的眼界和知识，在这个粮票还流通的年代，把这两个与我血脉无关的孩子，养得堂堂正正。”